嘉宾：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 田轩

中国网：我国一季度GDP增速达到5.4%，经济社会实现良好开局。然而，四月初，“对等关税”以出乎意料的规模和力度席卷全球，中美经贸面临脱钩风险。不少人担忧中国能否在应对美国关税冲击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4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了重要信号。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会议提到的“底线思维”？中国有哪些政策工具来应对这场来势汹汹的关税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期节目专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以下由访谈实录整理：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栏目专访。(摄影：郑亮)

· 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适时打出政策组合拳将有利于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中国网：我们看到，一季度GDP实现了5.4%的增长，可以说是“开门红”，超出了市场的预期。但是在成绩亮眼的同时，大家也有一些担心或质疑。有观点认为，这可能是前期增量政策红利的释放以及企业“抢出口”的短期结果；也有人担心价格的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剧通缩的隐忧。对此，您怎么看？在您看来，5.4%的经济增速在全年来看是否可持续？一季度的经济表现为全年打下了一个怎样的基础？

田轩： 本月中公布的一季度增长5.4%，客观上讲是超预期的。大概3月底的时候，学术界、市场上就在预测一季度的GDP能到多少。大家普遍的预测是5.1%、5.2%。那么5.4%我觉得确实非常亮眼，这是我们今年经济的“开门红”，为整个全年经济工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也确实体现了我们国家经济的韧性。

当然，您说得很有道理，5.4%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去年9月26日政治局会议出台的一揽子增量的政策的一个延续。去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出台了一系列增量政策以后，对于我们稳住经济、提升信心、稳定预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一揽子增量政策延续到今年一季度，(所以)我们会看到有这样的“开门红”。当然，毫无疑问，一季度漂亮的数据实际上也和企业“抢出口”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特朗普1月20日就职，他在当选之后就有一系列的表态，(表示)要继续挥舞“关税大棒”，他说过，在他的字典里，最美丽的一个词就是“关税”，所以(必然)也会对中国挥舞“关税大棒”。因此，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确确实实在“抢出口”，这对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有很大的贡献。

我认为，一季度的亮点很多，除了出口外，在“以旧换新”的政策带动下，我们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6%，比去年全年的3.5%还多1.1个百分点，而且我们的消费实现了转型升级，由过去更多商品消费向现在(更多)服务消费转移。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趋势。

那么我想，市场的担心肯定有它合理的一面。我们的政策，从去年9月下旬出台后，政策边际效应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拉长而出现递减。同时，随着4月2号美国所谓的“解放日”出台的“对等关税”，现在给我们加到了245%，这对于我们二季度、三季度的出口的确(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还有刚才您提到的，除了内需不足以外，价格确确实实是处在低位，我们连续两年CPI(消费者物价指数)都是0.2%的增速。政府工作报告确定了今年CPI要实现2%左右的增长，实际上就是希望我们价格水平有个温和的回升，不要因为价格下行给我们经济造成通缩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市场的担忧是有它内在的逻辑的。

那么，我们一季度这样好的开头是不是能够持续下去?我觉得，中央对这个(形势)实际上是有判断的。从上周五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能看得出来，大的基调就是我们国内经济稳中向好的长期趋势是没有改变的，但是确实我们还是存在着例如国内需求不足，外部的(不确定性加剧等问题)，(因此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国际经贸斗争”这个表述。美国对我们的单方面的“关税霸凌”对我们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但是我觉得好消息是中央早就有预判，充分预见到会有一系列的这样的外部冲击。所以，我们（政策）工具箱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我们的工具箱是很足的。 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税战也好，贸易战也好，其实最后比拼的就是韧性和耐心。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国有非常大的优势。 我们上下团结，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反观美国，其实现在我们也能看到，特朗普政府已经面临一些内部的压力，已经开始在后撤。

所以我想，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为我们今后的（经济）工作定了调：既正视现在遇到的困难，但是也保持乐观的态势。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刚刚召开的发布会，发改委的领导也表态了，对于实现今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充满信心。当然，我相信后续一系列持续的增量政策，比如像财政的增量政策可能在二季度或者是三季度会出台;货币政策，会适时降准降息，这是总量的货币政策，还有很多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比如支持科技创新，支持绿色、小微企业，支持资本市场，大幅度降低融资成本，从而对一些关键的部门能够实现精准的滴灌等。

所以，我认为我们政策的工具箱还是很充足的，未来政策的组合拳能否适时打出，其实蛮考验决策层对于政策出台的时机、力度和节奏的把握。 但是我还是很有信心，中央做了很好的准备，所以，对二季度包括未来全年经济的平稳增长，我是很有信心的。

· 4月政治局会议：做“最坏的打算” 备足政策工具箱

中国网：您刚才也多次提到了4月25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我们知道，每年的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基本都是聚焦经济的，是对一季度经济工作和经济形势的总结，也是对下一阶段经济工作的部署。今年4月25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强调了“要强化底线思维，充分备足预案，扎实做好经济工作。”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会议提到的“底线思维”呢？对外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田轩： 其实底线思维，我的理解，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我们要把问题或者把未来的困难估计足。我觉得这对于政策制定者的考验蛮大的，我们的政策必须要有前瞻性，要预判未来可能出现的结果，甚至是最坏的后果都要提前做好(预案)。对于美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关税冲击)，我们现在来看，它(美国)可能没有太多章法，有的时候甚至像赌气一样。但是我们(依然)要提前做好准备，对于不同的政策我们要有不同的应对。这个确实需要政策的前瞻性和针对性。

其实我也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有一段话，提到“出台实施政策要能早则早，宁早勿晚，与各种不确定性抢时间。”而且很白的一句话就是，政策看准了就一次性给足。我觉得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应对特朗普政府给我们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政策要有针对性、前瞻性，要提前布局，在经济问题苗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把相应的政策推出来，包括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业政策——4月25号政治局会议讲的“四稳”首先就是稳就业，还包括产业政策、金融政策——这次(会议)也特别提到了房地产，提到了要持续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等等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来帮助我们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对经济造成的压力，帮助我们建立底线思维。

所以，我觉得4月25号政治局会议，其实是对外界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我们的政策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我们有信心和能力来保证经济的平稳和高质量发展，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的政策工具箱是很充足的。 只要你出招放马过来，我们有足够的(政策)储备来应对。那么这向外界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非常坚定的信号，就是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来保证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中国网：您刚才提到了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以及增量政策。其实这次政治局会议也提到要“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推出增量储备政策，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我们对于这些政策能有怎样的期待？

田轩： 实际上，去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就提到了“超常规逆周期调节”这样的表述，说明中央实际上是有预判的，这次4月的会议再一次强调，而且又延续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组合。其实今年3月份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了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可以看到，我们的赤字率突破了3%(的“红线”)，按照4%左右来安排，赤字规模5.66万亿，比去年多了1.6万亿，同时我们还有1.3万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比去年增加了3000亿。这1.3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中8000多亿将用在“两重”建设，5000多亿用在“两新”工作，同时还要发行5000亿的特别国债来补充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这个实际上已经落地了，我们看到财政部已经发行了5000亿特别国债来支持中、建、交、邮储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金的补充，同时我们还有4.4万亿的地方政府专项债，比去年的3.9万亿又增加了5000亿，用于地方政府的投资，解决拖欠企业账款的问题，以及土地收储等资金的储备。所以，我们会看到，5.66万亿的赤字的规模，包括加上1.3万亿的超长期的特别国债，加上5000亿的特别国债，再加上4.4万亿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加在一起11.86万亿，这个规模是比去年多了2.9万亿。所以，我们广口径的赤字率已经达到了8.8%左右，这个力度是非常可观的。但这次4月25号的政治局会议强调，这还没完，我们后续，可能在下半年，我猜可能是三季度靠后，8、9月份，可能会有增量财政政策的进一步出台。财政的增量政策，其核心逻辑就是中央加杠杆，中央加大支出来进行重大基础设施、重点领域、关键领域的投资，并且提振消费，这是从财政政策的角度。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实际上这次也提到了，叫做“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它包括总量政策，央行表态要适时降准降息，向市场释放流动性，从而降低融资成本来促进投资和消费。当然，除了总量的货币政策外，还包括结构性的货币政策，这次政治局会议中有专门表述，要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来支持科技创新、扩大消费、稳定外贸等，实现精准滴灌。

那么除了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外，我也看到，这次中央下了大力气，把就业放在优先位置，会议提到了“四稳”，即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稳就业。客观上讲，确实，我们今年首项工作(任务)就是全方位扩大内需，(内需的)最大动力其实就是扩大消费，但是要让老百姓去花钱，他们得有钱才能花。怎么样才能有钱呢?首先必须要解决就业问题。特别是我们今年的就业形势其实蛮严峻的，政府工作报告定的目标是至少1200万个新增就业机会，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这个压力其实还是蛮大的，因为今年仅高校应届毕业生就有1222万，比去年增加了40多万，再创新高，再加上退伍军人、困难群众，就业压力其实很大。所以，这次中央也专门强调，对于受到关税影响的行业或企业，给予一些财政或者税费的一些减免，从而让这些企业能够挺过来，保障我们的就业。

除了就业政策以外，金融政策其实也很重要，我特别注意到，这次会议专门提出要稳住楼市，楼市现在已经企稳了，但是根基还不牢固，所以，这次会议专门提到要优化存量商品房收购政策，就是把存量商品房收购来作为保障性住房。实际上中央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来继续稳住我们的楼市。

此外，我也看到了这次会议对资本市场的表述，要持续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原来我们是要稳住股市，这次除了稳住，还提到要活跃，体现了中央对资本市场(的关注)，这关系到8亿人的“钱袋子”，2亿股民，6亿的基民。而且，活跃的资本市场也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

所以，我觉得中央这一系列的政策，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到就业政策、金融政策，再到房地产政策、产业政策，保持政策组合拳的一致性和同向发力，对于我们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给经济带来的影响会起到特别重要和特别正面的效果。

中国网：所以您觉得这个政策的力度和落实其实还是比较足的，是吗？

田轩： 对，政策出台之后，我们要落地，而且还要尽早地形成工作量，这点其实特别重要。最近我注意到，两会通过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现在已经开始发行了，包括20年、30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也就是说，各个部门其实都在强调，政策除了要有力度以外，节奏也很重要，就是尽早把工作落地，从而扭转、改变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所以，现在看，发改委、财政部、央行都在尽可能地把出台的这些政策尽早推出、尽快落地。其实我前面也提到，中美之间的博弈，其实对我们政策的时效、力度、节奏其实是特别重要的(考验)。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栏目专访。(摄影：郑亮)

中国网：您刚才也提到资本市场，就像刚才您说的，这次的政治局会议也提到了要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其实前段时间，为了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冲击，我们的“国家队”也是下场增持ETF和央企股票来对冲风险，发挥了“类平准基金”的作用。我知道，您对中国资本市场也有很深入的研究，那么在您看来，“类平准基金”这样的操作是否可持续？从长期来看，我们怎么在关税的阴云下维持资本市场的稳定和活跃？

田轩： 确实。美国时间4月2号，特朗普政府在所谓的“解放日”出台了“对等关税”，很快4月4、5、6号，就是清明假期，我们休市了，结果到了下一个礼拜一，我们看到，股市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当然全球股市都在跌，这也没什么值得意外的。后来我们看到中央汇金、中国诚通等“国家队”出手了，而且还表示(要发挥)“类平准基金”的作用。从我的观察(来看)，我觉得这个操作当然是非常好，但我认为它还是一个暂时性的机制，不是一个长期的平准基金的机制。

未来，我还是建议，要把成立平准基金作为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而不是一个短期救急的事情，要把它制度化。（我们可以）成立一家类似中央汇金公司这样的机构，把这个机构的责任、权力、义务界定清楚，明确它的职责、资金来源、入场条件、退出规则，要把它制度化、程序化。 这样就能形成一个常规的平准基金，一般是我们市场规模的2%到6%左右，现在看至少是2万亿的规模放在那里，这对于我们资本市场的稳定，对于投资者投资权益的保障，我认为是特别重要的。

从中长期来看，其实所谓的“对等关税”也是去全球化的体现，我们外部的环境确实不像前十几年或二十几年那么友好。客观上讲，中央的判断是很正确、很准确的，就是我们外部的不确定性很大、很严峻，甚至演变成为“经贸斗争”。这对于我们资本市场的影响肯定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从长期来看，要想提振我们的资本市场或者说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我觉得要从两个角度来讲。

首先，从宏观角度来讲，国家要有政策支持，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尤其是通过结构性的货币政策精准支持资本市场，有点类似去年9月24号，也就是去年“9·26”政治局会议召开的前两天，央行行长、证监会主席以及金融监管总局的局长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当时央行行长就宣布了两个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一个是互换便利，一个是再贷款，专门支持资本市场。当时我们就看到，资本市场立竿见影地大涨，从2700多点最高摸到3600、3700点了。所以，国家的宏观政策，比如说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支持，对于资本市场的提振（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从微观角度来讲，我们要有好的企业去上市，在资本市场上去交易，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市场当中，从本质上讲，现在股票的价格是这个企业未来现金流贴现的加总，股市能涨，股价能涨，其实本质上还是这个企业要能盈利，要能创造更好的价值，更好的现金流，更好的盈利水平，更好的创新水平。所以，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让我们股市上的企业基本面要强。那么，如何提升企业的基本面，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我觉得我们在制度设计上还是有蛮大的空间去调整。首先，我们的发行制度，IPO（首次公开募股），我们要确保能够把最优秀的、基本面好的、未来具有成长性的企业挑选出来，让它去上市发行。其次，我们的交易制度，就是要有价格发现的功能，能够让企业好的基本面体现在股票的价格上。第三，我们的并购重组制度，通过企业间的整合来创造协同效应，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帮助一级市场、一级投资退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第四，我们的监管政策，宏观的监管，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一部分。资本市场其实就是几块：上市公司是市场主体；投资者，（发挥着）我们前面讲的价格发现（的作用）；金融中介机构；最重要的就是监管机构。我们金融监管机构也要做调整，就是“定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九字方针，我觉得一直是适用的。最后，退出制度，我们最优秀的企业上市了，通过价格发现的交易制度，把企业好的基本面信息反映到股价上，也进行了并购重组了，但是产业从来都是有周期的，很多的企业可能随着产业的发展慢慢地进入成熟期、饱和期，甚至进入衰退期，最后可能就会被市场所淘汰。所以，我们要设计好的退出机制，既让优质的稀缺资源配置在最优质的企业，同时在企业退市的时候对于投资者也要有相应的保护，不要让投资者受到很大的损失。

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制度的设计和优化，再加上我们企业基本面的提升，共同构成了我们未来资本市场“慢牛”“长牛”“健康牛”的基础，同时再辅以宏观政策的支持，我觉得这一系列组合拳才是应对关税或者去全球化给我们经济带来的影响下的最优的选择。

· 应对美国关税冲击：要听其言、观其行 认清形势

中国网：我们看中国GDP的组成部分，其实外贸还是占据了相当可观的比重。那么，美国发动的关税战势必会对我们的外贸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综合各机构的测算，我们可以看到，对GDP增长的影响大概在1%-2%左右。那么您认为，我们能不能通过更多依靠国内市场以及加强和除美国之外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往来从而对冲掉美国关税的影响呢？您刚才提到我们的政策工具箱还很充足，那么还能有哪些工具来对冲这些风险呢？

田轩： 其实您刚才已经把我们的应对策略说出来了。美国加关税，我想可能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可能是暂时的（举措），但我们永远无法回到原来的那种全球化以及更多自由贸易的美好的时代了，我们必须要面对美国给我们加关税（的现实），当然它不会到245%那么疯狂，但是一定会比原来更高。 应对高关税，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几个方面：一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就是扩大内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的10项任务之首，就是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包括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提振消费主要就是就业优先，要让老百姓有钱花。因为客观上讲，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而且是一个长期收入的函数，是未来收入的函数。所以，让老百姓有更稳定的工作，有更稳定的现金流，这个对于提振消费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也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概念)，要“投资于人”，就是惠民生，也就是说有钱花以后还要敢花钱。现在大家之所以不敢花钱，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比如说养老、医疗、住房、教育、托育等等，如果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大家就会把现金存到银行里面去(以备不时之需)，而不肯花出去。我们把相应的民生问题如果能够进行一些改善的话，老百姓才能敢花钱。

第三，就是要提供更好的消费场景，让老百姓有地方花钱。我注意到，尤其是(今年)一季度，你会看到我们的消费实际上是在转型升级的，由原来更多的基于衣食住行的生存型的消费，转变成更强调个性化、体验化的发展型的消费。我们的一季度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已经超过了商品消费。我们去年消费大概是55%商品消费，45%服务消费，但是我们看到，美国是三七开，70%是服务消费，30%是商品消费，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大的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升级的空间。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提供更多的消费场景，比如说今年年初上映的《哪吒2》，150多亿的票房，我的很多朋友二刷、三刷甚至五刷、六刷。这说明老百姓其实是愿意消费的，但必须要提供好的消费场景。当然，电影是一方面，还有像文化、旅游、展览等等的服务型消费。如果未来我们做好的话，对于提振消费其实有特别大的促进作用。

从投资的角度讲，更重要的是要优化我们的投资结构，更多地关注于那些重大的、涉及到国家战略的建设(项目)。还有就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儿、提振内需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的引擎，这实际上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保证我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所以，我们(应当)投资于科技创新，投资于那些硬核的科技。

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事实上，由于特朗普1.0时期对我们加征的关税，从2018年开始，我们已经在逐步降低我们对于美国的出口，现在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大概就是5000多亿美金，在我们整个GDP中占据2%多一点，比例也比较小。当然，两国(之间)还有很多其他的(合作)，像转口贸易等，这次美国对所有国家加征“对等关税”，虽然我们也不知道最终结果会怎么样，但这对我们的很多转口贸易实际上是有影响的。同时，对企业的影响不光是出口，行业受到影响，其实它的上下产业链都会受影响。所以，这个确实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一个对冲办法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比如说我们和周边的国家，东盟国家、日本、韩国乃至一些中东国家来深化我们的经贸往来。还有欧洲，欧盟国家，现在欧盟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也在加剧，那正好是我们和欧盟国家交朋友的好机会，从而来降低我们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

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是，一方面对冲美国关税对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再一个就是其实最终是要让美国冷静下来，把他们拉回到谈判桌，希望把他们从这种去全球化、单边主义甚至贸易霸凌这种错误的道路上回来。

中国网：您认为人民币贬值会是一个选项吗？

田轩： 我觉得人民币贬值不会是我们的选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的几项目标，如果你仔细看，其中专门有一项就是“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我的理解，就是我们不会通过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来对冲美国对我们加关税带来的冲击。

中国网：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的新闻，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美国财长贝森特都调低了调门，表示正在和中国进行谈判，或者高关税是不可持续的，或者对中国的关税要有所降低等等。那么您认为，中美贸易博弈最终的走向会是怎样的？

田轩：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符合规律的。美国其实就是威胁讹诈，极限施压。当关税超过100%以后，无论是200%、300%还是500%，就只是个数字游戏了，事实上已经脱钩了。当然，这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它不可承受之重，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造成了物价高企，实际最后的成本都转嫁到了美国消费者身上。这真的是损人不利己的一个政策。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长，包括特朗普的调门降低，其实是他内部的政治、经济压力造成的，但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这可能只是他短期的一个战术上的调整，并不代表他长期对于我们中国的遏制、单边主义的战略布局的调整，我不觉得是。 所以，我们还是要认清形势，第一，听其言，观其行;第二，我们也要冷静、客观、有定力，不要被他带节奏。我们知道，这么高的关税肯定是不可持续的，但也不会回到原来的那种更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关税水平和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的分工，我觉得短期内不会回去。最终中美一定会坐到谈判桌上，我们前期的反制措施，包括扩大我们的朋友圈，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为未来的谈判增加筹码，从而扩大我们谈判的空间和余地。

中国网：其实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真实目的已经很明确了，通过加征关税来施压，从而改变全球贸易体制，实现美国制造业的回流并削减美国的贸易赤字。我知道您其实曾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根据您的判断，特朗普政府的胜算大不大？为什么？

田轩： 我觉得首先它就是个伪命题，他要让制造业回流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他的选票、选举考虑的，所谓的“铁锈之州”，就是美国中部这些州，由于分配机制的问题，可能在全球化过程中确实受到了一些损失。所以，特朗普政府出于选票的这样一些考量，提出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让制造业回流。我们知道，产业在国际上的分工非常复杂，它已经成为一套体系了，你再想把它的秩序打破，再回到过去，让制造业回流其实是非常难的。

我在美国工作、生活十几年，客观上讲，美国的服务业是非常发达的，导致它的人力成本是非常高的，你让那些已经习惯了服务业的人再回到制造业，再回到流水线前去，这也是非常不现实的。所以，所谓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我认为是个伪命题。

当然，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税战过程中，我觉得我们中国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人力资源，我们有3亿受过非常好的训练的产业技术工人，我们还有庞大的工程师的队伍。我们每年有500万高校毕业生毕业于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进入到庞大的工程师的队伍，再加上3亿多受过非常好的训练、有着很高技能和素质的产业技术工人队伍。所以，我们的人力资源非常充足，我觉得这是我们和美国过招或者说对冲美国给我们加关税带来负面影响的最强大的底气。

(本期人员：主编：郑海滨;编导/采访/文字：白璐;摄像：刘凯、王一辰;后期：刘凯;摄影：郑亮)